
基因检测已成为
乳腺癌患者基因检测高风险,临床低危,是否应延长内分泌治疗?


多基因检测(MGA)指导下HR+/HER2-早期乳腺癌延长内分泌治疗及卵巢功能抑制的长期结局分析:一项多中心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1
尽管大多数HR+/HER2-早期乳腺癌(EBC)患者已通过多基因检测 (MGA) 进行辅助化疗决策,但延长内分泌治疗 (EET) 的最佳时长以及卵巢功能抑制 (OFS) 的具体作用仍不明确。本研究旨在基于真实世界数据,探讨依据基因风险与临床风险分层下EET及OFS的应用现状,并从中筛选获益患者亚群。
本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11—2023年韩国4家医疗机构接受手术及MGA检测的7,349例HR+/HER2- EBC患者,根据基因风险(G-risk:Oncotype DX (ODX) 评分≥26,或通过MMP及其他检测评定为高风险)和临床风险(C-risk:根据MINDACT标准评定)进行分层,采用5年Landmark分析评估其EET获益,并在4,382名
研究结果
在排除5年内复发的235例患者后,2,626例无病生存患者中42.1%接受了EET。与5年标准内分泌治疗组相比,延长治疗组中基因检测高风险、年龄≤40岁、肿瘤>2 cm、淋巴结转移及Ki-67 ≥20%的患者比例更高(均P<0.05)。Landmark分析中位随访82.8±19.8个月,EET组10年无病生存率绝对获益为2.2%,且获益主要见于临床高风险患者(10年无病生存率:89.1% vs. 97.4%,P<0.001)。在风险不一致亚组中,仅临床高风险/基因低风险患者从延长内分泌治疗中显著获益,而临床低风险/基因高风险患者未见明显获益。
绝经前患者中,57.0%接受了OFS治疗,其中治疗时长为2年和5年的比例分别为42.2%和57.6%。接受
在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,HR+/HER2−早期乳腺癌患者的多基因检测应用主要受临床因素驱动。临床高风险人群接受EET治疗获益明显,尤其在临床高风险/基因低风险患者中更为显著。OFS在总体绝经前人群中未显示生存优势,其潜在获益仅见于未接受化疗且临床/基因双重高风险的特殊亚群。上述结果提示,现有基于多基因检测的分层策略仍需优化。未来精准内分泌治疗的发展,亟需探索能够预测延长治疗及强化治疗获益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。
国际与韩国遗传性乳腺癌基因检测标准的临床效能评估:一项纳入2,188例样本的大规模队列分析2
包括美国乳腺外科医师学会(ASBrS)、美国临床肿瘤学会-外科肿瘤学会(ASCO-SSO)以及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(NCCN)在内的国际指南,近期已扩大乳腺癌患者胚系基因检测的适用范围,而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(K-HIRA)的标准仍相对严格。本研究旨在评估高危遗传性乳腺癌队列中致病性变异(PVs)发生率,并比较了韩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在诊断检出率方面的差异。
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5年6月期间转诊接受遗传咨询的2,188例患者。胚系检测包括BRCA1/2测序、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(MLPA)以及panel基因检测。根据ASCO-SSO(推荐1.1)、NCCN(2025.v3)及K-HIRA标准判定检测适应证,并比较各标准下的PV检出率、灵敏度及漏诊病例。
PV检出情况:共178例(8.1%)检出致病性变异携带者。在乳腺癌患者(n = 1,796)中,159例携带PV(8.9%),其中131例(82.4%)为BRCA1/2基因突变,28例(17.6%)为非BRCA基因突变。
检出率对比:在不同筛查框架下,符合检测标准人群中的PV检出率相近(ASCO-SSO 8.7%,NCCN 9.5%,K-HIRA 10.2%)。
灵敏度差异:不同筛查框架下敏感性存在一定差异(NCCN 96.9%,ASCO-SSO 92.5%,K-HIRA 89.3%);NCCN显著高于K-HIRA(p=0.001),而NCCN与ASCO-SSO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p=0.071),ASCO-SSO与K-HIRA之间亦无显著差异(p=0.336)。
漏诊分析:不同筛查框架下漏诊比例存在一定差异(NCCN:5/159,3.1%;ASCO-SSO:12/159,7.5%;K-HIRA:17/159,10.7%),K-HIRA漏诊患者多表现为非特异性家族史(58.8%)或无家族史(23.5%)。
相较国际指南,K-HIRA标准敏感性较低,导致部分患者错失预防及干预治疗机会。扩大基因检测适用范围并结合多基因检测策略,有望提升遗传性乳腺癌检出率并优化临床管理。
胚系突变状态重新定义乳腺癌体细胞BRCA变异的临床意义3
随着全基因组检测的广泛应用,乳腺癌BRCA突变检出率日益增加,但乳腺癌中胚系BRCA突变与体细胞BRCA突变究竟代表相同还是不同的疾病生物学背景,目前尚不明确。
研究方法
研究纳入日本癌症基因组学与先进治疗中心(C-CAT)登记的5,411例乳腺癌中,2,978例同时具有胚系及体细胞BRCA状态及分子亚型数据的患者。
分组方式:根据BRCA状态分为4组:g+/s+(胚系阳性/体细胞阳性)、g+/s-(胚系阳性/体细胞阴性)、g-/s+(胚系阴性/体细胞阳性)、g-/s-(胚系阴性/体细胞阴性)。
评估指标:突变谱、非BRCA同源重组缺陷(HRD)相关变异、标本来源以及治疗终止时间(TTD),并在ER+/HER2-及三阴性乳腺癌(TNBC)亚组中进行进一步分析。
研究结果
数据显示g-/s+患者较g+/s+更为常见,提示胚系与体细胞BRCA状态一致性有限。体细胞BRCA突变在转移灶中的检出率高于原发灶,提示其可能与肿瘤进化相关。
ER+/HER2-亚组:
ER+/HER2-亚组分析显示,胚系BRCA阳性患者接受CDK4/6抑制剂治疗后TTD显著缩短;经校正治疗线数及标本来源后,g+/s+状态仍为独立不良预后因素(HR=1.3,P<0.001)。相比之下,g-/s+肿瘤的TTD与g-/s-肿瘤相当,提示单纯的体细胞BRCA突变不足以导致耐药。
基因组分析显示各组别间存在不同分子背景:g-/s+肿瘤富集PIK3CA、TP53、AKT1等致癌信号通路相关突变;g+/s+肿瘤表现为以BRCA1/2突变为主导的HRD表型;g-/s+组中非BRCA的HRD相关变异显著增加(52%,P=0.004)。TP53突变及g+/s+状态均为独立不良预后因素。
TNBC 亚组:
该亚组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结局与BRCA状态无显著相关性。
研究结论
乳腺癌中的胚系BRCA突变与体细胞BRCA突变在生物学特征及治疗意义上均属不同疾病实体。体细胞BRCA阳性肿瘤具有显著异质性,而胚系背景则从根本上重塑了获得性BRCA突变的临床意义,提示实际临床实践中需结合遗传背景进行个体化治疗。
参考文献(向上滑动查看):
1.Ee Jin Kim, et al. Long-term Outcome Analysis of Extended Endocrine Therapy (EET) and 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 (OFS) in Multigene Assay (MGA)-Tested HRpos/HER2neg Early Breast Cancer(EBC): A Multicenter Real-world Retrospective Study.2026 GBCC 141P.
2.Bom-Yi Lee, et al. Clinical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and Korean Genetic Testing Criteria for Hereditary Breast Cancer: A Large-Scale Cohort Analysis of 2,188 Individuals.2026 GBCC 220P.
3.Masanori Oshi, et al. Germline Background Redefines the Clinical Meaning of Somatic BRCA Alterations in Breast Cancer. 2026 GBCC 142P.
撰写:Jasmine
审校:Ocean
排版:Oce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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